2018-02-06

寫在開源運動 20 周年

1998 年的 2 月 5 日,一場小型聚會正在美國加州的 VA 研究中心舉行,與會的人包括了 Eric Raymond、Larry Augustin 等人還有通過電話參與的 Jon “maddog” Hall。正是在這場會上,大家同意了 Christine Peterson 女士提出的用「開放源代碼」(Open Source)一詞來替代容易在英語人士中引起歧義的「自由軟件」(Free Software)一詞,而表達的是同樣的軟件和意思,卻更方便理解更容易獲取更多支持。從那一天開始,「開源」正式誕生,而今年二月正是開源運動發起二十周年!

開源促進會的開源20周年貼紙

開源促進會的開源20周年貼紙

最近這幾年,我一直在思考開源運動的意義,很多人都給過我自己的想法。而2012年到2014年之間我寫了很多對開源理解的文章,比如《對開源社區中商業參與的思考》,還有《回顧中國的開源浪潮》以及這篇,現在讀來感覺還是太幼稚了。我想趁着正值開源二十周年之際,不妨結合其他人的思考再加上我自己近期的思考放在這裡吧。此文不能用「以饗讀者」一詞,有任何錯漏和思維不周之處,歡迎指正出來。

社群——庶民的聯結

開源的成功(毫無疑問是成功了!),得益於自由軟件運動的成功,更得益於傳承更久的賽博(cyber)社群文化的成功。在此之前 Richard Stallman 發起自由軟件運動之所以能成功,很大程度上也是因為這種社群文化的傳承。

技術的進步和發展,特別是網絡技術的應用,讓全世界的人們都聯結(bonding)了起來,讓任何一個普通人都可以自由的表達,自由的傳遞,進而很大程度上消解了統一的集中化的機構(如政府、政黨或企業)對個體的控制和壓抑。畢竟原子化的個體更容易統治,但是聯結以後的人則會爆發巨大的能量。這種自由影響到軟件開發領域,讓軟件不再是冰冷的生產力工具,它也成為了人們表達和捍衛自由的工具,成為了對抗統一的集中化機構對自身自由侵犯的武器。當普通人利用賽博空間(Cyberspace)聯結起來以後,就形成了社群,社群不僅是新的社會關係,更塑造了新的生產關係。RMS 的創舉某種意義上正是發現並利用了這種社會潮流,以及既已存在的社群基礎,並將這種運動起名「自由軟件」。

但是社群有個天生的缺點,當參與者變少或者形成一定內部文化氛圍以後(比如精英化),具有很強排他性,並會造成「迴音室效應」。導致社群文化越來越極端,越來越難以聽到新的觀點或吸引新人加入,甚至出現了獨裁者,本來自由的表達被強大的社群文化壓制,可以算是「多數人暴政」。這讓我不由得想起了歷史上的「凱撒之死」。鄙人認為如果不是當年的精英化(大教堂模式),也不會導致 GNU Hurd 內核一直不如 Linux 內核,以至於 GNU Hurd 現在都只能支持 32 位架構和十幾年前的老硬件。

當 Linux 內核開始開發的時候,正是自由軟件運動風起雲湧影響漸強的時候(都影響到芬蘭了),也恰恰是剛好開始出現精英化的時間節點。Linux 初期的成功很大程度是揚棄了業已存在的精英化,打破藩籬讓更多人參與開發過程。所以現在很多開源項目,都很重視新人的培養和引入,降低新人加入的門檻。打破精英化的藩籬不僅是「市集模式」的成功,更是一個開源項目社區能夠健康發展的關鍵所在。

商業力量的推動與掣肘

「Open Source」一詞的提出很大程度上是為了解決「Free」一詞的多意性,而這樣的好處是更加商業友好。商業進入自由軟件社群的一大好處是極大消抵了業已存在的精英化,以及某種程度的反商業化,更容易打破藩籬。但是存在一個風險,那就是會徹底毀掉社群,因為商業天生有向壟斷髮展的趨勢,會有集中化的趨勢,這與社群的自由意志格格不入。

對開源運動來說,初期商業的加入具有極強的推動作用,但後期就會成為開源發展的掣肘。這就如同是給家用轎車裝上了飛機的噴氣引擎,可是這具引擎耗油大也不容易控制,起步階段確實加速快,但是彎道卻會造成駕駛失控。從目前來看,商業對開源的推進作用依舊明顯,特別是大公司的推動作用現在依舊是開源發展的巨大動力。但是我悲觀的認為,在可以預見的未來,大公司對開源文化(這裡主要指開源社群)的破壞作用開始顯現,並會很大影響社群的自由,進而危害開源運動。所以如何平衡商業在開源中的推進作用與它帶來的阻礙,合理規避風險,依然是目前需要研究和實踐的地方。

很流行的一個說法是「開源商業模式」,有人推崇紅帽的訂閱服務收費模式,有人推崇直接賣軟件收費模式,還有人推崇後期服務收費模式,或者是應用開源軟件的服務收費(比如安裝、培訓或法務),這裡不一而足。我認為討論「開源商業模式」是個偽命題,因為開源只是引入了新的開發模式,而不是新的商業模式;所以只要不違反開源許可證,任何對促進商業發展,簡言之就是能賺錢的商業模式都可以使用。而過度追求「開源商業模式」不僅可能很難賺到錢,甚至會走到某種莫名其妙的偏路上去,比如前兩年方興未艾的「國產操作系統」。我倒是認為與其標榜「國產」,不如踏踏實實做好產品,直接賣產品或者利用產品周邊服務賺錢。當商業不再推動開源,甚至走向崎途的時候,那麼還不如沒有呢。

當我們把」開源「歪曲成一種商業模式的時候,其實是逃避了道義責任而只關注軟件的知名度和商業利益,這也正是 RMS 的文章《為什麼說開源漏掉了自由軟件的要點》攻擊開源運動的一點。當開源變成一種商業模式,就開始進入只關注成果的精英化甚至獨裁化,這與社群文化背道而馳。

融合而非排斥,分權而非集權

很多人會標榜自己愛好的是「自由軟件」,而不是「開源軟件」,甚至稱推崇開源的人為「開源派」(不是 Pie,不能吃!),並以鄙夷反對的表情和態度對待。我認為這種分敵我鬥爭的模式,與文革無異!實踐之後我認為,在任何社群里最重要的是融合,而不是排斥。只有充分融合才能避免社群內部的精英化,避免」迴音室效應「;充分融合就是加強人與人的充分聯結,更多的聯結就能產生更多成果,對整體社會發展具有積極作用。同時我也很同意跨社群的融合,只有更多跨社群甚至跨技術的融合,才能更快的將技術產品轉化為對人們社會生活有利的產品,轉化為推動社會進步的力量。這裡的核心依舊是促進聯結!融合併不代表一味寬容,對影響社群發展,影響社群自由的行為堅決制止,有些潛在的獨裁行為和精英化也要儘早扼殺在搖籃。

同時也要看到正是因為更多的融合,造成了力量更加均衡,理想來說也抑制了集中化的獨裁產生。這樣也就達到了分權制衡的目的,促進了社會的去中心化,而我認為這也是開源運動這 20 年來的一項重要成果。

自由、去中心化——創新的驅動引擎

回顧 20 年開源運動,無數人前赴後繼持續貢獻,產生了大量的開源產品,為社會整體創新貢獻了巨大的力量。當我們說」開源是創新的驅動引擎「的時候,其實隱藏着是對開源運動實質的肯定。開源運動的實質簡言之就是」自由·協作·創新「,這三個字非我原創,這三個詞出現的1998年恰好也是開源運動提出的時候,而」自由、協作、創造「這三個詞其實是清華大學阿卡小組(AKA)的 Slogen。清華阿卡小組曾經在校內和社會上宣傳和推廣自由軟件,可以說是中國早期開源精神的真正傳承者!我認為」自由、協作、創造「這三個詞已經非常準確的反映了開源運動的實質,為了讀着舒服我將最後一個詞改成了」創新「:

  • 自由意味着社群文化的核心。正如上文所言,因為人內心的自由訴求,才會有社群的產生和發展;
  • 協作是社群充分聯結以後的工作模式(這和現在 GitHub 上的開發模式多麼符合),實際上20年代60年代在美國軍工校聯合體里就已經出現了跨界協作模式。這種協作的特點是去中心化,即沒有一個集中式的機構來協調工作,分配資源,通過即時組建的靈活組織(ad-hocracy)人盡其才,最大化利用人的主觀能動性爆發最大生產力。
  • 創新則是協作之後的成果,這些成果又促進了自由的融合,完善協作模式,吸引更多新人加入社群,促進更多聯結。

簡言之:人本的自由訴求,驅動了社群的建立,並催生了去中心化的協作,產生了新的產品。並反過來更推動自由的發展。

曾經的 MIT 教授尼古拉斯·尼葛洛龐帝(Nicholas Negroponte)認為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技術進步一定會產生一個」技術烏托邦「,社會更加扁平化,進而全球化,也會使控制更加去中心化。開源的 20 年,恰好反映出來人們正在逐步向著這個技術烏托邦的方向進發。

展望未來,初心不改!

誠然,烏托邦是不存在的,從柏拉圖的《理想國》到喬治·奧維爾的《一九八四》,烏托邦都是虛幻而不可能實現的。當我們談論」技術烏托邦「的時候往往也是將現實理想化以後的結果,然而現實是存在各種各樣的問題和不可控因素的。開源未來的發展依然具有非常大的不確定性,就連開源業已依賴的自由,也日益被各種權力機構或大公司削減。開放源碼促進會(Open Source Initiative)網站上一篇紀念開源 20 周年的文章里有這麼一段話:

In the third decade of open source, we will rediscover software freedom. We allowed ourselves to be divided—the free software and open source communities—and pretended there was a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but there is not. They are both expressions of software freedom and we’re going to rediscover that in the next 10 years because we will be forced to solve problems with new models: cloud computing, the Internet of Things, manipulation of Big Data, Blockchain, 5G, etc. As we solve those problems we will discover that it is vital to go back to the Four Freedoms, ensuring software is free to use, that it is open to study, that it may be freely changed, and that it may be equally distributed.

看到這段話的時候,我真的很受鼓舞。開源 20 年,雖然提出」開源「這個詞只是為了避免英文」free「的多意性,但是其根本意圖依然是捍衛人的自由權益。20 年前參與那場小型聚會的人們,這 20 年來依然戰鬥在爭取人類數字人權(Digital Rights)的最前線,很多人早已白髮倉倉卻膝下無子(沒錯,我說的就是 Eric Raymond!),依然不斷寫代碼寫文章。

正如這段話所言,我對開源運動未來的發展的預測也大同小異。希望開源運動能夠」找回初心「,想想 20 年前提出開源時候的初衷,想想引入商業參與的根本目的不僅僅是為了賺錢而是推進自由,想想技術進步對社會的推動作用;我希望開源可以讓計算機技術和信息網絡技術普惠更多人,讓更多人有自由的表達,讓世界更加和諧平等。

我希望以後不會再有」自由軟件「和」開源軟件「的區別,最終能夠融合在一起,所有人一起協作,為人類自由權益而奮鬥!

參考資料:

《數字烏托邦:從反主流文化到賽博文化》, 2013-5, [美]弗雷德·特納, 張行舟等譯, 電子工業出版社。非常感謝比爾蓋子推薦給我這本書,真的是受益匪淺!

《大教堂與市集》, 2014-5, [美]Eric S·Raymond, 機械工業出版社 。ESR 這本書基本上是必看的了吧,可以看看早年我寫的中文譯版書評

You may also like...